读《异类》

作者简介: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被《快公司》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曾是《华盛顿邮报》商务科学专栏作家,目前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马尔科姆出生于英格兰,是牙买加人的后裔。在加拿大长大,现居纽约市。他曾经做过卫生政策和科学新闻方面的记者,其文章喜欢以小见大。马尔科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家,他认为自己的文风属于一种adventure of ideas的风格,虽然大部分作品都不属于虚构,又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展开,但其中的故事情节却一般比较曲折,看他的文章很有adventure波澜起伏的韵味。

那些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不仅仅靠的是天赋,更多靠的是机遇,当然机遇包括整个社会所创造的机遇以及他们的家庭、生长环境、出生年月等等诸多未可知因素。而这些取得非凡业绩的人如若选择了那些专业性极强的方面,例如绘画、演奏、作曲、体育运动等,这时候就离不开一万小时理论了,除了机遇之外,剩下的就是勤勉了,相对来说,那些有着更好机遇同时又更加勤勉的人能够更快地达到一万小时的训练水平,当然也会取得更加杰出地成就。

该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就是从1921年开始,刘易斯·特曼就满腔热忱地把测试智商、发现天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联邦会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小学进行测试智商的研究。挑选出最聪明、最有发展前途、智商最高的学生。可是这些人长大成人之后,有些人成了政府官员,有些人成了高级法院的法官,有些人成了图书、学术文章的出版人,有些人在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功…… 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得还不错,但缺少出类拔萃之辈,远远低于当时的预期。最令刘易斯·特曼感到尴尬,甚至感到无地自容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就连成为全美知名人士的也寥寥无几;可当年测试智商时被认定智商不够高、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却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来,刘易斯·特曼在《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这些人的智商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时候,获得失败教训的价值并不比获得成功经验的价值小。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智商测试的预言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小觑的启示。那就是:从总体上看,一个孩子的成功,主要并不决定于智商。

最重要的是,组成智商的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因素是很重要的,但组成情商的性格力量、意志力量、情感力量、社交力量等因素至少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同样地,作者举出了大量的示例,这些事例直接说明并且证实了成功还源自优势的不断积累:你出生在何时何地,你父母的职业以及你成长的环境,这三者互相作用才塑造出这个世界上独特的你。

在造成飞机失事的民族理论部分中,作者举了阿维安卡52号坠机事故作为例子,这是一个沉痛的沟通案例,在飞机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燃油即将耗尽的时候,副驾却用异常平静的语气对指挥控制室说“我们正在18 000英尺的右上方,嗯,我们将再试一次。我们的燃油快用完了。”这种轻描淡写的语气根本不足以引起飞行控制室的重视,而结果也异常打脸,飞机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毁。

副驾飞行员的语调并未向控制室管理员传递燃料紧急的严重信息。许多管理员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以在各种情境下捕捉到飞行员声音中极细微的语调变化。尽管机组成员相互之间表现出对燃料问题的极大忧虑,但他们向机场传达信息的语调却是冷静而职业化的。在这次事故中,飞行员的文化、传统以及职业习惯会使飞行员不愿意声明情况紧急。如果正式报告紧急情况之后,飞行员需要写出大量的书面汇报;同时,如果发现飞行员在计算飞行油量方面疏忽大意,联邦飞行管理局就会吊销其驾驶执照。这些消极措施极大地阻碍了飞行员发出紧急呼救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的专业技能和荣誉感不必要地变成了决定生死命运的赌注。基于此作者进而引出了“权利距离指数”,简称PDI。权利距离指数具体而言,就是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我想天朝必在此列。

文中还提到了中国传统的“水稻田文化”,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了。比如法国农民到了冬天要去“冬眠”,非洲一些地方农民靠捡果子谋生,你让他去种东西,他会说世上有这么多白捡的果子,你种这些干嘛?中国农民不仅勤劳质朴善良还逆来顺受,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绝不反抗,这种特质使得我们很难发展成为欧美化的那种高度分权的民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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